红军初创，有许许多多的部队，是赤手空拳搞起来的。

广州起义前的几小时，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秘密地集合在几个工人的家里，进行着起义前的紧张的战斗准备工作。没有一支枪，没有一颗手榴弹，大家围着一张破桌子，点着油灯，看我用一支铅笔在纸上画，怎样利用地形，怎样打手榴弹，怎样冲锋，……这真是名符其实的“纸上谈兵”。我是外乡人，广东话说不来，有些话翻来复去讲半天，同志们还是听不懂。幸得联队的党代表是本地人，是一个精干的工人，会说普通话，一面学习军事知识一面当翻译。

第六联队的人，有许多是参加过省港罢工的。有的是党员，有的是赞助革命的左派，他们的革命热情很高，自从南昌起义失败，党就积极准备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，以抗击国民党对工人和共产党人的大屠杀。这时党派我担任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的联队长，对工人进行一些秘密的军事训练。工人们经常在晚上分批的开会，学习，进行着紧张的秘密活动，准备武装起义。当我们接到了上级决定起义的命令的时候，同志们的眼里都闪着惊喜、紧张的光芒。如果不是怕走漏风声，人们会立刻高声呼叫起来。而当时只能低声地纷纷说：“我们的铁尺、斧头、菜刀、棍子都准备好了，要再有几支手枪和一些炸弹就更好了！”

我们已经派人领武器去了，但是，可以想得到，武器是不会多的。同志们望着我和党代表，而我和党代表则相互望着。人们的眼睛象在齐声说：“武器，武器！……”

“兄弟们！”一个曾经参加过省港罢工的老工人轻轻地敲着桌子，打破沉寂：“闹革命不是吃现成饭。领不来武器，我们可以夺取敌人的枪！”

“对，这位同志说的对，”党代表挥着拳头说：“我们工人阶级，从来就靠这两手吃，没有枪，拿菜刀、铁尺、棍子！”

“对！就这样！”

“我们一定要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！”工人同志们都挥挥拳头。

我们开始研究巷战的战斗动作。不多会，走进来一位年轻的、提着一只菜篮子的女同志。她包着头，只露两只眼，一声不响把菜篮子放到桌上。党代表猛地站起，高兴地说：“武器来了！”这时，那个妇女把盖在篮子上的菜掀掉，露出两支手枪，几个手榴弹。大家早有了思想准备，没嫌少。只有一个同志问了一句：“还能多给点吗？”

“没有了。”那位女同志说：“暴动起来以后要多少都有。”

“有两支枪就不少。”党代表充满信心的说。接着把手榴弹分给几个有经验的工人。大家一面学着使用，一面等着起义的讯号。

那天晚上，广州的城里格外的沉寂，大街小巷似乎分外的严肃，时间过得特别慢。党代表总是看他那只老怀表，生怕它不走了，不时放在耳朵上听听，摇摇。

“你说现在别处的情况怎么样？”他问我。

“各区的工人赤卫队都差不多集合起来了。”我说，“现在，正象被闸住的许多股洪水，只要闸门一开，就会奔流起来。”

午夜以后，市区里响起了一阵枪声。这枪声告诉我们：起义的主力部队 —教导团行动了。我们按照预先的战斗部署，冲出巷口，守马路的警察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，枪就被缴了。我们得了几支长枪，不再赤手空拳，立刻把第六联队分担的大街小巷控制起来，和总指挥部取上了联系。

早晨，太阳从东方升起来，照着新的、沸腾的广州城。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了。马路上红旗飘扬，标语、传单贴的到处都是。脖子上扎红领带的起义军，高唱着国际歌，少年先锋队歌，在大街小巷奔走。起义队伍里，有些是刚从监狱里救出来的同志，他们披着长头发，拿着武器，又开始了战斗。

我们联队的一部奉命开到总司令部（公安局旧址）附近，重新编好了队伍，到一个堆着很多缴获武器、弹药的大院里，领到了步枪、子弹，全部武装起来。这时六联队已成为一支更加有战斗力的部队了。

十二号一早，起义已占领了广州市大部。枪声在市区稀稀落落地响着。反动的据点公安局、省政府等早已被我们摧毁，但仍有一些残余的据点进行着顽强的抵抗。

观音山，始终是战斗的主要地区。国民党的第三师薛岳部队已从北江增援到广州，在炮舰掩护下，多次攻夺观音山。教导团的一部分坚守阵地，英勇还击。这天，我们联队的任务一部分配合教导团的第二连的同志们作战，一部分是搬运弹药。工人赤卫队的同志们十分英勇，搬运弹药通过封锁线的时候，前头的人倒了，第二个人又往前跑；第二个人倒了，第三个人又冲了上去。我们联队的党代表，在反击观音山敌人的一次冲锋中负了重伤。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：“同志，你们继续战斗吧！希望你们坚决的打退敌人的反攻，守住联队的阵地。”说完就闭上了眼！这位不朽的工人阶级的战士，已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。

我回忆不起这位战友的真实姓名，只记得他的代号是“老陈”。因为，当时我们的姓名大多是假的。但是，他那种英雄的气慨，乐观的革命精神和坚强的意志，使我永远不会忘掉！

战斗越来越紧张了，敌人四面进迫，起义军完全处于防守状态了，有些阵地不得不退出。我们联队的纪律严明，不准随便找东西吃，自己没有伙房，有些工人饿了，只得回家去吃饭。敌人疯狂的反击，激烈的战斗进行着，联队的队员伤亡越来越大，人数越来越少。

深夜。观音山下响了一阵枪，接着就渐渐地平息了。通往指挥部的道路快被敌人截断了，我们和指挥部失掉了联络。这时，恰巧教导团的一个朱同志由此过路，一见到我就跑上来说：“老兄，你们还在这里干什么？指挥部早已下命令撤退了。你没接到命令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总部命令，到黄花岗集合。”

我立刻向连队的同志们说明情况，和另外一些没来得及撤走的人，趁天还没亮，赶到黄花岗。到那里一看，主力部队已向花县转移了。

这时，反革命的部队已经控制了各要路。我们不能停留，连忙向主力追赶，直到下午六点钟，才在太和圩赶上了教导团的同志们。

地主的反动武装民团，在通向花县的道路上 — 象山脚两山环抱的地方设下埋伏来堵击我们，企图消灭这支残存的人民武装。我们冲破敌人的包围，打垮了敌人的埋伏，到傍晚，才退到花县城。这里反动派早已闻风逃之一空。

听到从广州逃出来的人说，反革命正在那里大肆屠杀。广州市的街上布满了革命者的尸体。敌人就象得了“恐红病”，只要从哪家翻出了一条红布，一块红绸子，或者捉到一个说北方话的人，不问青红皂白，一概就地格杀勿论；甚至连穿红衣服的新娘子，也被推到火里烧了。但是，敌人的屠杀是吓不倒我们的，我们活着的人，决心继续战斗，不取得胜利誓不休止。

十六号，我们在花县一个学校里，举行了党的会议，讨论部队的改编和今后的行动问题。撤到花县来的，共一千二百多人。改编一个军，人数太少，编一团，人又多了些。经过讨论，决定编一个师。可是，编第几师呢？大家都知道，南昌起义后，朱德同志在北江成立了红一师，海、陆丰有个红二师。

“我们也叫红三师吧！”有的同志提议说。